六四燭光晚會剛過,雖然港人因為四川大地震而對中國政府好感大增,但根據港大民意調查中心的數字,認為中共當年做法錯誤的仍有 58% (認為中共沒錯的佔 15%),可見港人頭腦依然冷靜,沒有見功忘過。
向殘殺平民的政府追究到底,不因政府一時表現可嘉而為其過往的罪行塗脂抹粉,是堅持正義。但是「擇善固執」到底不同「固執」,如果港人永遠只把目光集中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發生的悲劇,不但無法說服內地的年青一輩瞭解為何六四是政府的不義,更妨礙自己瞭解這個既遠且近的中國。在要求中共平反六四的同時,港人更需要瞻前顧後,從宏觀角度看待中國近年的變化。
可能是太陽底下無新事,近日中國政府的救災表現和憤青們在奧運火炬傳送期間的行為,總令我想起香港和一些國家在過去幾十年所經歷過的殖民統治。就以六四事件為例,雖然促使學生在廣場聚集的是對胡耀邦的悼念,但事件的主旋律其實是反貪污。純粹就學術意義而言,貪污未必是壞事(例如張五常便認為貪污在某些特定情況下可以補救計劃經濟的規劃錯誤),但在八十年代的中國,因為貪官利用價格雙軌制倒賣物資所引起的通貨膨脹,卻令民怨四起。雖然香港沒有經歷過因貪污而引起的超級通貨膨脹,但是對大規模貪污及嚴重通脹的記憶,都深深地烙在港人的腦海當中。
1966 年的天星小輪加價事件,和 1973 年的「反貪污、捉葛柏」大遊行,正是香港史上因通脹或貪污所引起事件的表表者。我們在批評內地貪官污吏橫行、政府鎮壓民眾的時候,不要忘記在舊日香港,貪腐也曾經伸延到港府的每個角落(甚至於法庭裏邊;見余叔韶先生的著作),也不要忘記香港政府亦曾經鎮壓為民請命的示威者。
即使在其他事情上,近年的中國和英國殖民時期的香港也很相似。現代中國和舊香港的經濟同樣在高速發展;內地人和香港人一樣,對外國文化都是缺乏瞭解;中國鎮壓西藏的示威者,而認為中國人是侵略者的藏人又殺害在西藏的漢人;舊日港府亦鎮壓土共,而土共為了「反英抗暴」又到處騷亂和放炸彈,甚至謀殺批評它的香港人(林彬)。中國有 GFW,有《冰點》事件,但舊香港又何嘗有徹底的出版自由?要是你發個傳單批評港府,不管你是社運份子還是土共粉絲,警察一樣可以突擊上門,拉人封舖。
不過最令我覺得中國在走殖民統治之路的,是憤青的出現。
憤青可說是在中國民間聲音最大的一群人。他們除了憤怒和瘋狂地以言語甚至肢體動作攻擊異見者之外,還熱衷於舉行支持中共或抗議異見者的示威遊行。這些人當中有高幹子弟,也有因經濟改革而受益的年青人,整體來說是中國年青一輩中較富裕的一批。他們的立場完全親政府,容不下批評的聲音。
舊香港沒有憤青。雖然行為偏激、心態憤怒的青年大有人在,但他們多數只是在所謂「火紅年代」中土共的粉絲,而不是港府的忠貞支持者。不過我反而覺得憤青最能表現中國的殖民統治特色。一來憤青的支持可算是港府「行政吸納政治」模式的變奏,二來憤青們對某些個體的攻擊往往會被報章報道或引伸為中國人的對這些個體的抗議,這點與一些在受到殖民威脅的國家的既得利益者或精英份子(例如上一世紀六、七十年代聯合水果公司在南美洲的支持者,和現時在委內瑞拉反對查維斯的那一班經濟菁英)所組織的抗議有異曲同工之妙。
無論是說得多麼理想的政治制度,最終精妙仍是以少制多,這點尤以殖民統治最為講究。吸納政權以外的經濟菁英,贏取他們的支持,造成團結的假像,給民眾一個晉身精英階層的希望,令這個慾望在民眾心中成為比謀求政治改革優先。我不是政治學者,沒有足夠的證據支持我的猜想,但我隱隱若若覺得中國現時在走的,其實就是殖民統治之路。
如果這個猜測是事實,我想,除了在說服內地憤青以(香港)史為鑑,及解釋為甚麼一些諸如六四事件是政府的錯誤時可以有較多論點之外,知道這個事實的香港人其實是很悲哀的。原因是中國在走上殖民統治之路的時候,香港仍在此路上徘徊,舉步維艱。沒有一個較進步的政體,反而批評和香港愈來愈相似的內地管治模式,回心想想,實在有點荒謬。
六四,我仍會堅持要求中共平反。但政治發展,我想港人在批評中共之餘,還是放多點心力改善香港的現狀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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